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外资机构眼中,2023年中国的投资机会在哪?****** (投资中国)外资机构眼中,2023年中国的投资机会在哪? 中新社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 夏宾)2023年开年,中国各大部委负责人密集发声,各地方紧锣密鼓地谋划提振经济良方,展望中国经济形势也成为近期外资机构的重点议题。他们眼中中国的投资机会在哪? 多个机构认为,房地产市场改善和消费提振有助于拉动经济。富兰克林邓普顿环球投资首席投资官Manraj Sekhon说,中国经济政策的转折点始于去年10月放宽房地产业信贷准入。中国政府对防疫政策的优化也催化了转折。政策重心重新聚焦于促进增长和提振消费信心。对市场而言,这次转向是至关重要的。 瑞士百达财富管理亚洲宏观经济研究主管陈东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将温和反弹。 他认为,2022年底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信贷支持的新措施。这些措施是自2021年底房地产持续探底以来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尽管由于结构性原因楼市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反弹,但可能有助于在未来几个月稳定房地产行业。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2023年,中国经济有望走出疫情影响,消费出现复苏。在过去三年,中国民众储蓄率增长3至5个百分点。走出疫情后,人们可以把积压的储蓄释放出来,一些前期待释放的需求也会逐步释放出来,这将成为今年消费反弹最主要的动力。 她也预计,2023年中国房地产活动会企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减小。预计房地产销售量和新开工面积在最近一两个月将会见底,今年三四月份(扣除季节性因素后)开始环比出现反弹。今年全年,房地产销售量和新开工面积从当前的低谷逐渐回升,环比增长或将达到两位数。 2022年表现不佳的中国股票市场,今年能否打一场“翻身仗”?先锋领航量化股权团队另类投资与多资产策略主管徐飞认为,在股市方面,尽管美股估值相较2022年更具吸引力,但是仍然略高于先锋领航模型估算的公允价值。相比之下,中国股票目前尤其具有吸引力。 高盛策略报告将明晟(MSCI)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主要理由是整体估值较低,以及房地产、互联网监管等领域的多个支撑点。摩根士丹利也将MSCI中国指数的2023年年底目标上调至80点。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市场策略师王滢认为,2023年中国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中国股市有望将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其研究报告称,2023年中国的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同时内外部风险均下降,这或将推动股票估值进一步上涨。 在进一步上调MSCI中国指数目标位时,摩根士丹利称,正在对中国股权风险溢价(ERP)重新评估,不少因素证明属于A股的牛市周期已经开启。 高盛策略团队认为,在2023年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在经济增长、政策和通胀周期方面看起来处于有利地位。“当前的市场背景让我们相信,继续减持或做空中国股票面临的风险明显高于做多中国股票。” 2022年,中美10年期国债利率出现罕见倒挂,扰动金融市场。瑞银证券中国利率市场策略分析师夏愔愔近期在一场研讨会上预计,2023年随着中美利差倒挂修复,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强势会逆转,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债券需求有望恢复。 夏愔愔认为,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反弹,国债收益率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国债收益率和政策利率之间的利差可能进一步扩大,高点会触及3.25%左右;在今年下半年,中国国债收益率可能有机会再度下降,在年底可能还会进一步走低,预计大概会在2.9%左右。(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云顶彩票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