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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 | 短评：疫情防控应续保希望与信心******

　　中新社北京12月1日电题：疫情防控应续保希望与信心

　　作者徐皇冠

　　入冬以来，中国国内本土疫情形势仍严峻复杂且出现新变化，在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更要理性认识，坚定信心，行稳致远。

　　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新冠疫情是对全人类的新挑战，人类必定要在摸索中寻找应对之策，此时学会运用辩证法缕析“变与不变”显得必要：既要抓住“不变”的七寸，以保持战略定力；又要牵好“变”的牛鼻子，因时因势持续优化完善防控政策，走小步不停步，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使具体实践科学、精准和有效。

资料图：图为市民有序排队进行核酸检测。马铭言摄

　　抗击疫情，病毒在变，中外的应对也在变。新冠病毒从原始毒株，到德尔塔、奥密克戎，特点从致死率高变为致病性减弱。与病毒抗争，中国从早期深壕硬寨打响保卫战到常态化防控，继而强调“精准科学”“以快制快”。有的国家则逐渐从严阵以待，转为主动或被动“放开”，在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付出沉痛代价。

　　疫情三年，人们的心境在变，直观对比外国的应对情况，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与误读。加之，抗疫中的突发个案影响人们的身心。如何在变幻纷扰中继续前行？必须重新聚焦“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问题，从全貌把握事物的总和，看到变化中的不变。

　　人们看到，抗击疫情三年，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没有变，行动没有变。中国始终以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为民众计、为根本计、为长远计。获得的成果，也有目共睹。

　　近三年来，从整体看，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住院病例，远低于全球平均值，经济总体也延续恢复态势。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防疫政策科学性的真实写照。

资料图：“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在广州投入使用。郑佳玲摄

　　如果注意到中国“一老一小”群体数量庞大、国家人均医疗资源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等事实，再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防疫科学性的追求和部署会更客观。11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座谈会时指出，近三年来，防控措施因时因势优化完善，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要以人民为中心，稳中求进，持续优化防控政策，走小步不停步，不断完善诊断、检测、收治、隔离等措施，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八位专家在座谈会上发言，她充分肯定专家在防控中的重要贡献。

　　当然，言明中国疫情防控成果的客观性、政策的科学性，回应在新一轮疫情复杂态势下人民对美好生活愈发真切、迫切的向往，还有不少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落细落实疫情防控，还有很多的事要办、路要走。

　　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中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在统筹变与不变中理性认识，增强定力，以描“工笔画”的态度担负起防控责任，既不能“一放了之”，也要坚决防止“走样”和“加码”，共渡难关需要智慧和勇气，也呼唤信心与暖举。(完)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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